Category Archives: 见证历史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总统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的话很发人深思：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说：“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伟大卫国战争是人民赢得的，而并不是斯大林，也不是那些军方高官，无论他们所从事的 事情多么重要。” 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梅德韦杰夫认为：“如果说国家如何评价斯大林后来的统治，从新的俄罗斯出现以来，这个评价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他做了 很多工作，尽管在他的统治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是无法饶恕的。” 而中共对老毛及其自身历史的评价至今还只停留在历三七开，似乎只要给了百姓生存权，还给了百姓一些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那么所有一切与政治及违反人权的罪行就可忽略不计，功可抵过。 作为共产主义老大哥的俄罗斯领导人都敢于面对历史的错误，可作为小弟的中共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更别提有哪个领导人能勇敢地站出来说句真话了。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比三十年前有进步了，你可以在私下场合想骂党、老毛你就骂，你也可以在网上“和谐”的对党和老毛提出批评……仅此而已，不过要时时小心有堵墙会挡住你的去路，更甚之会遭到攻击如袁腾飞*之流那样，FQ恨不得人人将其诛之。 最近在读阎连科的《受活》很有意思，《受活》虚构了一个叫受活庄的地方,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落后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主人公柳县长欲发展当地旅游致富筹款购买列宁遗体，修建纪念堂，组织受活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赚钱，受活的村民一下子富裕了起来，终于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 座‘列宁纪念堂’，并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中国大地上，从而期冀以此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想起来阎连科还真有先见之明，今天整个中国社会不正是那受活庄的写照吗。 PS:*袁腾飞语录　　“三年自然灾害死了三千万，比二战全欧洲死的人还多。”　　“日本教科书篡改率比中国低得多，中国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纯粹胡说八道。”　　“中国这块土地只能产生专制。中国人隔几年不喊万岁，觉得很空虚，没法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0年换了四部，美国200多年一部，说明美国政治超稳定。”　　“毛主席纪念堂你可以去，但别忘了那是中国的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那地方（毛纪念堂）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碑文应铲了写上‘死于1949到1978年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　　“1950年镇压反革命，一年枪毙71万，逮捕170万，大家一下子服了，不服下一个就是你！蒋介石（1927年）4.12才杀多少人？有名有 姓才几百个。”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20年。日前看到一篇深圳自由撰稿人朱建国十年前的写的：十年来死去的“改革媒体烈士”名单，第二名就是《蛇口通讯报》，生于1985年1 月，殁于1989年夏（应该是苟延残喘到89年底），其死因是20年前那场轰动世界的“政治风波”。       当今中年知识分子很多人仍知道当年鼎鼎大名的《蛇口通讯报》是因为1988年的那件“蛇口风波”，而至于它是死是活早已无人关心。       幸好当年自己还没进报社，对当时报社发生了什麽了解甚少，总之要是年少气盛的自己当时要是媒体一员的话必定也是秋后算账的下岗成员之一了。       今天有了互联网使人们很容易找到很多被人遗忘的过去。看看20年前这些热血文人都干了些什麼让一张小小报纸遭遇了灭顶之灾：      中最为突出的是五月十九日，《蛇口通讯报》的全部四个版面都是关于学运的消息。      头版头条是“数万人自发游行，数千人踊跃捐款，数百人聚会沙龙：蛇口人与北京学生心心相连”，报导了蛇口人声援北京学生的情况。      第二条消息是深圳大学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和“致中共中央及全党的公开信”。公开信呼吁“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并筹备召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铲除党内的专制主义，革新党的领导体制”。这也是最后导致深大罗校长下台的的主要原因吧。       《蛇口通讯报》记者还以“护我国殇”和“救我学生，振我中华”等通讯详细报导了仅有几万人口的蛇口有万余群众声援北京学生的自发游行和短时间内捐出人民币十万元的感人场面。      该报同时刊发了三篇专论：“北京学运对经济改革的启示”、“民心向背兴亡系，千秋功罪得失间”、“民主运动宣告人治步入穷图”，还特别编发了一篇《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胡绩伟的文章：“只有新闻自由才能长治久安”。        记得刚进报社时报社里还有历年《蛇口通讯报》的合订本，大致看了一下，当年的确很多图文并茂的相关报道，而且国内很多社会学、经济学大拿也纷纷发出政改呼声，可惜的是昙花一现，当年的这些辉煌至今都不能记录在官方的蛇口的编年史上。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有不少媒体人带着新闻自由理想而来，背着沉重的肉身离去。不断的追求再追求，渐行渐远的除去青春与激情，还有那个已经在现实面前粉碎的所谓理想。

    最早听到《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七十年代末，记得那还是香港亲戚送给父母一台录音机，顺带有几盒磁带，那时自己还小，只知道父母如痴如醉的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个从来没听过的甜美声音，那就是邓丽君的磁带，当时还不敢大声地放出声音，只是像做贼似的偷偷的小声地放。记得其中就有邓唱的《何日君再来》，不过后来听大人说这首歌是反动歌曲。                   适逢前几天听到新闻讲述《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竟然在台湾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禁歌，后来再在网上查到这首多灾多难的歌竟然在日本侵占中国时，也曾遭到日占区的日本监察机关禁唱。而这首歌的曲作者刘雪庵*也因此曲一生坎坷。          《何日君再来》是当年艺华公司所出品的影片《三星伴月》的插曲。此曲的曲出自刘雪庵手笔，有一说法此曲是1936年刘雪庵在一次上海音专同学联欢会的即兴作品。1937年上海艺华电影公司筹拍《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影片写曲，写成后方沛霖心血来潮，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歌词（作词者化名贝林就是黄嘉谟，作曲者刘雪庵则化名晏如。黄嘉谟在19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编剧界，是《三星伴月》的编剧，而刘雪庵当时是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刘雪庵看到词后极为不满，但碍于朋友情面未公开反面，但这首歌却为他将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伏笔（也有传说词曲均为刘雪庵所作*）。     而女主角周璇在《三星伴月》片中演唱的此曲很快就在街头巷尾流行起来。1939年香港电影《孤岛天堂》又将它选为插曲，于是该歌风靡海内外。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李香兰*也灌唱了这首歌，在当时的日占区也广为流传，因为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在日占区的电台也时常播放该曲，实际上是日本统治者为了营造在日本统治下的歌舞升平景象，而当时中国知识份子斥之为「妖歌」。 李香兰除了用中文演唱外，还用日文演唱。日文版的「何日君再来」流传到日本军营，居然也受到热烈欢迎。 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多久中、日版的「何日君再来」都遭到日本检查机关的禁唱令。日文版禁唱的理由是那种缠绵的靡靡之音会使日本军纪松懈，至于封杀中文版的理由是怀疑中国老百姓以这首歌期待中国军队反攻，解救他们。     抗战末期，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日本军队，知道自己要战败，又在「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上打主意。日本人把「 何日君再来」的「何」字，改成「贺」，「君」改成「军」。窜改后的「何日君再来」就变成了「贺日军再来」。日本所属的电台更是日夜播放这首歌曲。 很快窜改歌词的事传到了重庆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更亲自下令全国禁唱该歌。     1980年开始邓丽君所唱的「何日君再来」也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不过好景不长，1982年在中国政府宣传部门把这首歌视为“黄色歌曲，带有半封建、 半殖民地色彩的东西”，同时亦以防止对民众造成精神污染为由禁止输入及播放。     据媒体报道2005年日本国家广播公司NHK制作了一部名为「一首歌的故事」「何日君再来」的纪录片，并走访各数个相关国家进行拍摄，试图解开这首流传了60余载的歌曲的神秘面纱。    「何日君再来」从一首电影歌曲，变成了爱国歌曲，又变成禁歌再被解禁也算是峰回路转。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早已抛弃了自意识形态，至使这样一首动听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何日君再来」 的词曲者有很多说法、其中（作词/作曲）有记为（沈华／不明）、（晏如／贝林）或（贝林／晏如）或指出词曲都不明的说法都有，《何日君再来物语》（中薗英助著、河出书房新社）一书曾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查证探讨，并查询访问有相关人士，其结论认为作词者是1930年代上海活跃于编剧，同时也是《三星伴月》编剧的黄嘉谟、作曲者是当时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后来成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现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教授的刘雪庵，他们两人分别使用贝林和晏如作为笔名。但是在《何日君再来物语》里面，相关人物所提供以关于作曲作词者的说法有不一致之处，例如有刘雪庵本人认为词曲都是他所作的说法。（但刘雪庵在中薗写时书的过程中逝世了，所以没办法去确证这说法的真假了）   *刘雪庵 生于1905 年，四川铜县人。 早年在成都美专学习钢琴、小提琴、昆曲及作曲，1926年21岁时，考入成都美术专科学校，习绘画，并拜李德培为师，学习钢琴。 1930 年始进入上海音专，跟著名音乐家萧友梅和黄自学习作曲，刘雪庵写过许多动听又带有艺术气息的歌曲，像是「追寻」、「飘零的落花」、「红豆词」、「长城谣」等。1937年应朋友之邀为电影《三星伴月》作曲，就是后来的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歌曲本是写一对恋人在离别之前的依依不舍之情。歌曲本是写一对恋人在离别之前的依依不舍之情。但适逢抗战，歌曲被冠与政治色彩，刘雪庵因作此曲被冠为“为汉奸作黄色反动歌曲” 而受害无穷。1957年刘雪庵被划为右派，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批斗，并关进牛棚劳改十年。 妻子乔景云为了保护丈夫 被红卫兵殴打导致下体大量出血，此后一病不起。 “何日君再来”事件三中全会后才获平反，而刘雪庵在1985年3 月15日黯然离世。   *李香兰 原名山口淑子1920出生于奉天（现沈阳）近郊的抚顺。出生于奉天（现沈阳）近郊的抚顺。祖籍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现已并入武雄市），1933年起中文名为李香兰。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成立。李香兰进入満洲电影界，并成为其头号女星。拍摄了多部电影。其中多以中国女子身份扮演崇尚日本侵略军的角色，后为其行为道歉。1942年，到上海发展，以李香兰的名字登上舞台，为中华电影公司・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満映拍了经典电影《万世流芳》，电影与电影插曲「卖糖歌」及「戒烟歌」使之红遍全中国，跟著「夜来香」「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使之更上一层楼，成为与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齐名的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移民身份后，她被无罪释放并于1946年2月遣送回日本。1947年改回原名山口淑子于日本继续其演艺事业，为东宝、松竹拍了一系列电影并于20世纪50年代尾到香港为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拍摄电影。1974年，山口淑子被自由民主党提名，当选参议院议员，在1980年及1986年成功连任。2005年李香兰发表长文，劝诫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何日君再来   作曲﹕ 刘雪庵 … 繼續閱讀 →

    日前看到台湾为纪念解严二十周年，搞了个当年禁歌演唱会，媒体还广泛报道了国民党执政的那段时间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禁歌，如：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 、 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 张露的“给我一个吻”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一度被禁的还有侯德建的“龙的传人”，齐豫的“橄榄树”等等，就连“望春风”、“天黑黑”、“烧肉粽”、“补破网”、“旧情绵绵”等台语名曲也难逃被禁命运。     当年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唱的歌曲多达八、九十首，宝岛歌王文夏当时被禁歌曲达九十九首，两人堪称戒严时期被禁的歌王歌后。     据台湾新闻局统计，当年政府实施歌曲审查制，未通过的歌要修改到合格才可出版。审查每周一次，从68年到76年，共三百二十期，受审歌曲超过两万首。其中未能通过的多达六分之一，并有九百三十余首歌曲遭到禁唱。     其实归类当时台湾这些歌曲被禁的原因有：为匪宣传；词句颓丧，影响民心士气；内容荒谬怪诞，危害青年身心；意境诲淫，伤风败俗；曲词淫荡，危害社会；幽怨哀伤，有失正常等等。    总的来说台湾戒严的年代，音乐的创作被政治力量所束缚，虽然不是每首禁歌都是优秀作品，但毕竟这些禁歌记录了那段沧桑历史。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当年恍若隔世。音乐创作虽然没有以前那麽多政治压力，似乎每个人都可自由的发声了，但真是这样吗？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能随便唱吗？“国际歌”能随便唱吗？依我看估计是过不了几天“中华民国国歌”也会被改头换面了。且不说这些严肃歌曲了，就拿前不久台湾少女组合S.H.E.有首歌叫“中国话”也被那些台独人士抗议，虽没被禁，倒是有好事者把歌名歌词改成了“台湾话”。 原歌词为： 中国话 作词：郑楠、施人诚作曲：郑楠 扁担宽  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莉莲  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夫司基  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  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著舌头学平上去入的变化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  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  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著一只鹅坡下流著一条河哥哥说  宽宽的河弟弟说  白白的鹅鹅要过河  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河渡鹅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  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纽约苏珊娜  开了间禅风Lounge Bar柏林来的沃夫冈  拿胡琴配著电吉他各种颜色的皮肤  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  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  搁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  跑了兔洒了醋  湿了布嘴说腿  腿说嘴嘴说腿  爱跑腿腿说嘴  爱卖嘴光动嘴  不动腿光动腿  … 繼續閱讀 →

         提到张新民我就不得不提一下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最热的话题的——股市，近两年来中国股市散户近年急速涌现，他们包括退休人士，学生，甚至还有和尚。这不尽让我想起了15年前发生在深圳的那场股潮。      1992年深圳发生“8.10股潮”*，大街小巷人潮涌涌，人们不分白昼黑夜的排着队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有来深圳打工的民工，退休人士，就连放了学的孩子在帮父母排队，就连小小的蛇口也是如此，偶尔看到一个不在排队在照相的，大概会被人认为是傻子吧？当时的自己大概也和张新民一样是这种“傻子”其中之一吧。回想当年，还有一段自己的经历似乎同老张一样，张新民在拍摄那个得奖照片“我排了两天两夜呀”前被公安没收了两台相机，而自己也因在拍摄排队人群时被一个公安抓住，要抓我走，幸运的是当他察看我的证件知道我不是记者（不过没过多久我倒真成了名记者）后教育了我一番竟把我放了。之后张新民用这张来之不易的照片参加了Nikon大奖赛，并得到了大奖。 张新民8.10照片之一：我排了两天两夜呀         今天中国的股票热，比十五年前的深圳股灾已有过之而不及，而现在的中国股市的波动甚至会影响全世界的股市。    自己8.10照片之一：乱作一团         回过头来再讲到张新民，老张老家在四川德阳他经历过文革，下过乡，又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从内地到南方城市探险，这些经历足以融入到他反映弱势群体的作品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随着沿海城市的开发，大批的久居内地的人们都涌向南方，张新民也是其中一个寻梦的人，但开始南下的他似乎在事业上并不顺利，他从四川出来后先是到了海南，结果一无所获就又到了深圳，可是正当他准备在此地安顿下来时，自己工作的报社因支持学运关门大吉，一下成了一个特区的失业者，也许正是这些生活的挫折时的老张开始重新设定了自己接下去要走的路。        最终张新民把目光对焦到了近在身边的弱势群体，如果说他的8.10股潮”系列是他的幸运之作是不够全面的，更重要的是从开始的深圳打工妹系列到之后的城市农民工系列，他的准确定位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           在网上看到张新民以前的同事现在是流亡法国的自由撰稿人安琪女士对他的评价深有同感：他是一个摄影记者，他有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敏锐，比如说他对农民苦难的关注，他能够捕捉到让人们不能够回避的形象。他的照片反映的是这样一些人，对经历苦难和与苦难抗争的普通人，他们的表情所表达的瞬间真实给人一种跨越时间的历史感和现场感。   * 1992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局和监察局发表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为了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 一百多万人涌入深圳，数十万人通宵排队待购。8月10日，500万张抽签表不到半天发售完毕；由于很多人排队三天三夜也未购到抽签表，于是，当晚集结街 头，游行示威。政府于第二天加售数万张新表，事态才得以平息。 ps:由于照片为翻拍作品所以与原作有差别，更多照片参阅像本：十五年前的深圳炒股热http://mikeli88.spaces.live.com/?_c11_PhotoAlbum_spaHandler=TWljcm9zb2Z0LlNwYWNlcy5XZWIuUGFydHMuUGhvdG9BbGJ1bS5GdWxsTW9kZUNvbnRyb2xsZXI%24&_c11_PhotoAlbum_spaFolderID=cns!2C6DE869F1E8E522!1707&_c11_PhotoAlbum_startingImageIndex=1&_c11_PhotoAlbum_commentsExpand=0&_c11_PhotoAlbum_addCommentExpand=0&_c11_PhotoAlbum_addCommentFocus=0&_c=PhotoAlbum  

      照片是眼光，心灵与理智在一个唯一重要的瞬间的结合。  ——-卡蒂埃.布列松*          日前看到央视《人物》栏目介绍自己的老同事张新民甚是兴奋，让我一下感到又回到了当初在蛇口生活的日子。         其实脑海里早想把老张写入我的博客了，但一直觉得他目前已是名人了，所以对一个名人的描述自然要下些功夫。         从年龄上来说张新民（1952年出生）可算得上是我的前辈了，但要说成为蛇口人的话我可能比他还稍早一点。       认识张新民要从我加入蛇口摄影协会开始，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头乱葱葱的长发外加那上唇一点小胡子，其实那也是那个年代“艺术青年”的标准造型。       那时应该是89刚过，我们同是该会会员，而且积极参与会里的活动，据他后来向我介绍那时他刚经历了一年的待业刚刚回到了重新成立的报社*做了一名正式的摄影记者。       在同为摄影协会会员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乎一起跑遍了广东省内的那些穷乡僻壤，那时我们的作品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大都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农村的朴实生活。这点在他后来的那本《农村包围城市》以我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题材。 这是蛇口摄影协会会员在广东上川岛合影后排右一为张新民        作为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及自己前期生活的艰辛，凭他自己敏锐的观察，成就了他的转型期，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当时正在大批涌入的打工妹，并拍摄了打工妹系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这一系列照片的品质与艺术价值不高，但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忆其价值远远高于他后来成名的8.10股潮系列。记得我以前任职报纸的总编在评价老张这组打工妹系列照片时评价：张新民的这组系列照片究竟有多少艺术意蕴，我说不上来。但是，通过读他的照片，我感觉他作为一个职业的摄影家，他是聪明的，他意识到了他脚下是块“富矿”，并且已经开始采掘。 *卡蒂埃.布列松：法国摄影大师（1908—2004）   *《蛇口通讯报》是1985年创刊的相当于企业报的蛇口机关小报，而当时的蛇口老总袁庚对报纸指示：蛇口人只要不搞人身攻击，不反党害国，什么言论都可以在当地传媒发表。马上引起全国各大媒体关注。1988年更是在该报主导下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1989年该报因支持89学运被关闭，其后1990年重组为《蛇口消息报》至今。  

      昨天是唐山大地震（二十四万人丧生）三十周年。而当年我正好在北京，虽然那时自己还只是孩童，但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我家住在清华十七公寓四楼（离清华西门很近），睡到半夜突然整栋楼就摇了起来，于是就随着家人和整个门洞的人往楼下跑，几分钟后，所有衣不遮体（有的人只是裹了个被单就跑下来了）的人们都站在楼下议论纷纷。第二天一早学校的大喇叭公布了唐山地震的消息，而且通知所有教职员工在没有通知之前都不要回自己的住处。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清华各处也搭起了地震棚，我就记得自己家住过两个地震棚，最后地震棚住得实在是不舒服，干脆就搬去了父亲的一个朋友家，位于五道口的四合院内挤着住。对于当时还是不懂事孩子的我来说，那个有史以来最长的暑假，反而过得更是快乐。      不过我记得当母亲得知当年在唐山实习时的几位老师和同学都在地震中遇难后十分的伤心。翻开1976年那段历史，那一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先有周恩来，朱德的去世，毛泽东的批邓，4.5天安门事件，紧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呀！      令人不解的是在唐山地震发生前十年，也就是1966年也发生了一场邢台地震（八千多人丧生），正好是一个在文革的第一年，一个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年，这是否上天注定中国人要受这十年的苦难？对于这场灾难其实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其一就是这场灾难是不是象一些学者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解释的那样，这场地震事实上早被当地的地震专家预测到了，只是出于所谓的保持首都的“稳定”、“秩序”，以及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被某些人刻意漏报了，于是，芸芸众生遭受灭顶之灾！其二中国政府为什麽要等到三年之久才通报死亡人数？还有中国政府当时为什麽拒绝国际援助？      这里引用“金羊网“上陈阳 《唐山地震30周年祭：历史祭典前的新闻沉思 》中的一句话：祭典而不内省，追思而不记取，发现弊端而不革之，是生存与发展之不幸。7·28的所有在天之灵，会永远俯视这片希望热土上的遗憾与救赎。  

袁庚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蛇口就象爱迪生门罗帕克试验室里的白炽灯，虽然一开始只是发出了短暂的光明，但它最终照亮了全世界。” ——袁庚 提到袁庚，老人家今年应该正好刚过了九十大寿。年轻一代的蛇口人大概已对他没什麽印象了，就算在大街上看见也只不过就当遇见个普通的老人罢了。其实就连自己对他的印象也不是很深，虽然自己到蛇口工作时他还在位，但自己当时还没到直属机关，只是在下面的一个企业。还记得自己唯一一次听他的讲话是在蛇口举行的清华大学校友会。（当时蛇口有很多清华学子任领导班子，因为父亲也是清华人所以当时被邀请与会，但那天正好父亲有事，自己就代父亲去了。）等后来自己进了工业区的报社，老人家也退休了。而正是从那时起，蛇口这个中国改革的乌托邦也开始走向了末路。虽然自己并没有同袁庚见上几面，老人家与自己也没有亲戚关系，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还经常浮现在自己眼前，为什麽他有这样的魔力？也许正象自由撰稿人朱健国写得那样：看他当年壮志凌云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视察蛇口的照片，看他兢兢业业与李嘉诚、霍英东等首富巨商探讨投资大陆前景的合影，看他支持蛇口青年智斗“蛇口风波”，看他在许多“风波”中挺身而出保护青年的壮举，其机智敏锐从容刚毅，谁人可及？回想起刚到蛇口工作时，正好是民选工业区各部门干部领导班子，被选人不但要去基层拉票，还要接受群众质询。这种情景自己以前根本就没见过。第一次自己拿到工资，其中不光有人民币竟然还有港币，（虽然只有区区几百元港币。 ）心里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的感觉。后来自己进了报社，从见诸报章和蛇口创业史的印刷品中了解到蛇口那段辉煌的历史。其实早在１９８４年起袁庚就在蛇口工业区搞起了政改，普通干部对区领导层举行信任投票，达不到半数者下台。同样干部也没有铁饭碗，岗位职务全凭民主选举决定。包括“老板”袁庚自己在内，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直接民选的考验。传媒（《蛇口通讯报》当年参与报道了“蛇口风波”，“八九”后被关。）可以不经审批就发表批评与争鸣的文章，比如批评袁庚。　不过在１９９２年袁庚退休之后，蛇口的民主选举考评及舆论监督的制度就成了过眼云烟。我想当年风光一场的袁庚老人，看到今天的蛇口也许会有很多的感慨吧。无论如何历史还是会被人记住的，虽然袁庚老人也会一天天的老去，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是不会忘记他的。“强行着，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 PS:袁庚照片由朋友诸彪所摄。 袁庚简介： 1939年3月，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加入东江纵队；1945年，以上校军衔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元帅夏悫少将负责日本军队受降事宜的谈判，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驻香港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这个办事处即后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1950年，袁庚随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经康生批准被捕入狱，5年后，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获释出狱；1978年10月，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开放点，蛇口成为改写新中国历史的“试管”。蛇口在他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中最闪光的亮点，而由“蛇口模式”产生的新观念、新办法、新作风层出不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句改革开放20年以来最为响亮的口号，正是由于袁庚的奋臂一呼而尽人皆知。1992年底，袁庚离任，留下身价200亿的蛇口工业区，以及三个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国有股份制公司：赤湾港、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

吴厚信，1942年生，湖北云梦人，中国电影美术师、导演、编剧。 1961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美术设计工作；1983年吴厚信在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影片影片《神奇的土地》中担任美术设计；除美术设计工作外，吴厚信还创作了电影剧本《远方》、《系在皮绳上的魂》等，另外还发表电影学术论文《电影造型浅论》、《电影造型与电影思维》等。 1984年，吴厚信调往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艺术研究室任研究员，后涉入导演工作。1988年为了建国四十周年的献礼，珠影要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改革的电影，作为编导的吴厚信来到蛇口采风，正好亲身目睹了“蛇口风波”的那场座谈会，并作了录音。《人民日报》1988年8月6日曾宪斌《“蛇口风波”答问录》中吴厚信就是被采访者之一。同年吴厚信编导的纪录片《蛇口奏鸣曲》完成，该片真实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大潮下的蛇口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社会新风貌，上映后颇受专家和观众赞誉，获第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 之后吴厚信还参与编导了《快乐岛奇遇》，《沧海雄风》，《欢声笑语》、《广州来了新疆娃》等影片，总体来说吴厚信参与的影片除了《蛇口奏鸣曲》以外大都反应平平，不过倒是因为《蛇口奏鸣曲》这部影片吴厚信同蛇口结下了不解之缘，蛇口的这段历史他是一个可靠的见证人之一。吴老现已退休，闲来无事潜心绘画，还开始写博客。 PS:吴厚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28431925

马立诚   1946年出生。前《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 一直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研究，现为著名自由政论家。1988年编辑了著名的《蛇口风波》一书。1998年他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生动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思想突破与个中艰辛。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并轰动海内外。1999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2002年，马立诚曾经在的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2004年被停刊）发表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呼吁建立对日关系“新思维”，他认为中日应该和解，中国人不应该纠缠在历史当中，对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风潮也持批评态度。因此遭到了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的批判。在中国许多网站上，马立诚被骂作汉奸、卖国贼等等。2003年入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开讲”评论员，在他的节目中有涉及大陆当局整肃媒体市场的话题。2004.09离职。据悉马立诚是因为高调批评中国的对日政策和朝鲜政策，引起了北京方面的不满而离开凤凰卫视的。2005年分别在台湾和日本两地同时出版《中国与台湾的出路》一书，书中大胆的提出：声称对台拥有主权，对台湾是不公平的！２００６年３月出版《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该书详细记载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目前，私营经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斗争和私营经济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１９５３年“三反”、“五反”导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私营企业的消灭。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大刮“共产风”，实行一平二调，剥夺私有财产。文革中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法权，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取消赎买的定息，许多资本家遭到批斗。改革开放初期，开展姓资姓社的斗争，大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阻碍私营经济发展。 目前又出现姓公姓私的争论，大批西方经济学，压缩私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国的政治斗争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二者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但主导的是政治，不过政治最后还要服从经济规律，书中对这些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证和分析。 WELCOME TO MY SPACE YOU ARE